美國也開始了減稅。本周三（9月27日），特朗普公布了“非常全面、非常詳細”的稅改方案，對美國中產階層“大幅度”減稅。比如，取消企業替代性最低稅，將企業所得稅由35%降至20%；將個人所得稅稅級由7檔簡化為3檔，但最低稅率不是此前公布的10%而是12%，即12%、25%和35%三檔，同時表示未來可能增加適用于最高收入群體的一檔。在美國減稅政策的預期之下，美國三大股指紛紛高開。道瓊斯指數漲0.28%，標普500指數漲0.32%，納斯達克指數漲0.53%。債市方面，美債收益率上升；匯市方面，當日美元指數擴大漲幅，升至93.59。
特朗普的稅改是有依據的。因為在2016年2月上海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公報以及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會公報中已經清楚地寫明：“貨幣政策將繼續支持經濟活動，保持價格穩定，與中央銀行的職責保持一致，但僅靠貨幣政策不能實現平衡增長。我們財政戰略的目標是提振經濟，我們將靈活實施財政政策�！泵绹�，英國首相特蕾莎•梅此前已正式批準進一步下調企業所得稅稅率的政策，將在2020年前降至17%，并承諾英國企業所得稅稅率將保持在二十國集團國家中最低水平。法國總統馬克龍曾在競選時也表示，將在任期內減稅200億歐元。
在安邦咨詢（ANBOUND）的研究團隊看來，全球經濟雖然在復蘇，但整體上還是很脆弱，各大經濟體如美國、歐盟、中國、日本，都在找突破的思路和辦法�，F在一個重要的跡象是，各大經濟體除了在貨幣政策的調整（美國收緊，歐洲猶豫，日本堅持放松，中國維持不變）上想辦法，政策重心開始轉向財政政策。全球主要經濟體一致轉向重視財政政策，其實是因為過去實施貨幣政策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難以為繼，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。貨幣超發不但沒有拉動主要經濟體的明顯復蘇，反而造成流動性過剩。伴隨全球經濟復蘇緩慢，“減稅”成為各國激發經濟活力的重要手段。
我們不禁要問，如果更多的國家開始減稅，尤其是像美國這樣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的加入，除了對減稅國的經濟有重要影響之外，還會對外部市場造成什么影響呢？
美國的減稅政策掀起了一輪“硬財政政策”的出臺，這對中國會形成政策競爭。安邦前日曾指出，盡管美國最終通過的稅改方案可能達不到特朗普設想的標準，但由于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，美國的稅改方案仍將對全球市場造成很大的沖擊，其“政策杠桿”效應的影響不容低估。在全球經濟趨于一體化的背景下，面對這種政策的溢出，中國自然是無法避免。資本的逐利性會驅使資本流向低稅率國家，美國大幅降低企業所得稅和個稅稅率，將有利于吸引資本回流。此前，有分析人士認為，如果美國真的將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15%，將低于中國香港、新加坡等低稅率國家或地區。再加上對美國海外利潤提取回美國采取更低稅率，這將促使美國企業把海外利潤匯回美國用于投資，從而帶動經濟增長。此外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有海外投資計劃的企業，也可能在選擇投資目的地時考慮美國。于是，中國必然面臨較大的外在壓力。
與美國相比，中國實施減稅更早。2016年5月1日，中國全面實施營改增試點，相當于實施了減稅政策。2017年4月19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又公布了總規模約3800億元的減稅目標，李克強總理在會上告誡有關部門，當前國際競爭非常激烈，很多國家都競相發出“減稅”信號，“所以我們要有‘搶跑’意識!企業埋頭苦干、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競爭，政府要通過減稅降費，為企業創造更好的環境�！笨梢�，決策層已經意識到國際稅收政策格局競爭加劇的問題。
除了關注中國減稅的具體政策，我們還需要關注減稅空間，因為最終減稅的力度將取決于減稅空間。拋開美國的減稅規模將取決于國會預算安排不談，中國的減稅空間如何？減稅空間有多大取決于財政負擔的大小。中國正面臨經濟轉型調整，減稅降費是財政政策的主要思路。不過，在轉型階段、新常態階段，減稅也是雙刃劍，一方面是改革（如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一年來，累計減稅近7000億元），另一方面會對財政產生壓力。2012年以來，隨著中國經濟增速逐步放緩，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開始顯著下降，從2012年的12.8%下降到2016年的10%以下，這種中高速的增長速度還可能成為常態�？梢�，內部的減稅空間受到一定制約。
最終分析結論（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）：
美國以減稅為主的稅改，可能會在全球掀起一輪減稅競爭。從外部看，中國面臨的減稅競爭壓力尤其大；從內部看，又面臨減稅空間的制約。外部壓力大、內部空間小，顯示中國面臨嚴峻的形勢。（摘自《每日金融》第4851期）